出张掖城西门，自行车轮子在铺着煤灰渣的路面上蹦蹦跳跳地奔跑。路况不佳；但在当时的河西走廊里，算得上是好路面了。我一个劲地蹬车，在兰新公路两旁白杨树摇曳的风影里，向前直窜。我从苏联专家们搞的航摄图幅上知道：再往西十余公里，穿过顽强地保卫着张掖城周围的水草和田野的防风防沙林带，河西走廊的莽原便豁然开朗。那里有浩瀚的黑河滩戈壁。也许还有大西北河西走廊里神奇的……

骄阳已经偏西。出门的时候，同伴们都劝我：“算啦！别去了。这里天气奇特：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时间这么晚了，去了，给‘黑骆驼队’的残匪捉去，或者被从祁连山上下来的猩猩或狼吃掉，回不来，怎么办？还是改天吧，或者等我们进入工地，开展工作后再去观赏吧。有得观赏呢！”

“你们不去我去！”我才不听劝呢。我这个人，那些年，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斗不完的胆，唱不尽的歌。在东北，每当奔赴新工地，乘火车赶长途，即便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我也会不顾日夜地打开车窗，探出头去，贪婪地饱览窗外景色。有时为了照顾身旁的伙伴，关上窗子，我也总会同列车员热热呼呼、亲切和谐的关系中，让列车员嗔笑着打开车门，自己独自站在上下车的踏板上，一手拉住扶手，将脚下飞掠而过的土地，眼前的山川景物，浏览个够，想象个够。因为，当时新中国的一切，随时都会在我心头激起无边的激情，无边的遐想。

此刻，我汗津津地蹬着自行车，迎着自西而来越吹越强劲的风，张望着，估摸着。低矮，紊乱，显然是由当地居民因自身的需要而无组织地自发种植的防风防沙林带就在前方。林带那面浩瀚的黑河滩大戈壁轰然在望。我拐进崎岖小路，奔扑而去。

哦，张掖城西祁连山下的黑河滩大戈壁，居然不是我想象中的满目黄沙，如腾格里、毛乌素；竟是一片由大大小小的卵石堆积而成的一望无垠的大海！其堆积的厚度由几十米到几百米！毫无疑问，它是远古时代祁连山下的一片辽阔的海洋，抑或是一条无比宽阔的大河。亿万年来，在此处地壳的上升与变迁中，它干涸了。祁连山的雪水终于在它的深层流淌。当流经由不透水的粘土层联结的张掖城区时，便挣穿土层的薄弱处喷涌而出，形成了满城甘泉、满城翠绿！

我兴奋至极。扔下自行车，在黑河滩峻峭剥落的岸边徜徉。极目远眺。片刻之间，就情不自禁扑进了它雄伟壮阔的怀抱，“嗷嗷”长啸，浮想联翩地奔向了这大戈壁深处。更西边约几十里外，有石油地勘队的钻塔。那尖细的塔身，在这祁连山巍峨的山影下和这茫茫的戈壁滩上，显得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却又那么引人注目。我估计自己是走不到那里去了，唯有无尽的情思，因了它而在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风景线上激荡不已。

渺无人烟。死一般寂静。唯有无遮无拦的强劲的风，掠过我耳边，撕荡着我的衣衫。我不知摸过了多少块色彩纷呈、形状奇异的卵石，几度踯躅徘徊，为偶然发现散落于大小卵石之间的一些干枯发黄的人畜骷髅与白骨而沉思默想。

太阳已经接近黑河滩戈壁的连天处，行将沉落。我不得不回程了。我转过身，爬过一道卵石坡谷。哦，眼前的景状使我愕然一震：荒冢累累，一望无际，不计其数！它们在这死寂的黑河滩戈壁深处，大大小小，混乱不堪，拥拥挤挤，无穷无尽地扩展。这些难以计数的坟丘，使这一方黑河滩戈壁像一张硕大无比的癞疮皮，令人悚然、迷惑。这一望无际的荒坟里，埋葬的是谁？他们悄无声息地在这里已沉寂多少年了？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大自然灾难的承受者？还是河西走廊历史上血与火厮杀的遗迹？我踽踽而行，心头漫起一阵沉重与怅惘，又有些留恋。彷徨间，猛然看见坟场一隅黑河滩另一段弯曲峻峭的断岸边沿，有一座孤零零的房院，不多几间，似乎还有个院落，形状怪异，又飞檐翘顶，神秘又奇特！没有烟火，没有声息，沉寂得与夕照的祁连山黑河滩浑然一体。我信步走去。渐近时，才发现它原是一座骆驼神庙。庙门完整。门上图案怪诞，似乎从未关闭过。

入得庙来，庙里空无一人，一片死寂。燃灭的断香残烛，余灰狼藉。踏上长满荒草的卵石小径，环顾左右，石砌的院墙上壁画刺目：骆驼怪兽，神鬼厮杀，生死浮沉，阴魂幢幢，令人不寒而栗。迎面一座殿宇，阴森的殿堂里赫然悬挂着一面人皮鼓。令人毛骨悚然。挨近细看，鼓身上有献人皮者自己在临终前的遗嘱和祈祷，诉说着这个终生在千里祁连和茫茫戈壁艰苦跋涉的骆驼客，对同伴，对上苍，对每一个能够来到这里的天涯客的献身、祈祷与祝福，又令人思绪漫漫，不忍离去。

“嗨？！”阴暗处突然响起一声断喝，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还没回过神来，随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个矫健、优美的人影，从青面獠牙服饰鲜艳的骆驼神像后面闪了出来。

“干什么的？”我惊魂未定。

“你是干什么的啊？”反问得机敏、好奇又勇敢。

我定睛细看：一个身背行囊的青年，同我年龄相仿；简洁的短发，简洁的短袖衫，简洁的短裤，简洁轻便的远足鞋，腰间一条深色小皮带，将衬衫下摆简洁地藏匿在自己的短裤里，手里拿着一副太阳镜，一个小罗盘。像一个骄傲又勇敢的王子，却又浑身上下显示出女孩子健美流畅的线轮，正嘻嘻地朝我直笑。

“你是哪个地质队的？”在隶属于中央各部的十四支地质勘察与勘探队伍云集张掖，为开发建设河西走廊而全面投入战斗之际，彼时彼地彼人，我只能想像到她的这个职业。

“像吗？”她靠近我一步，分明要让我看个仔细，显得更快活了。

“那你是干什么的？”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但又决不敢设想她会是个那被我军击溃剿灭不久，尚未完全绝迹的“乌斯曼残余匪徒”或其他别的任何人。

“我是记者。”她陶然一笑，热烈又明快：“《中国青年报》的。怎么，挺讨厌我吗？”

“你刚才把我吓了一跳。”

“我就是想试试你的胆子！”

“结果怎样？”

“还好，挺棒！”说着，亲密地挽起了我的臂膀：“来，我们敲敲这面人皮鼓！”

“敲这干什么？”

“你没细读鼓身上那名拿自己的人皮，让同伴们剥下来，做了这面鼓的献身者的遗嘱吗？每一个有幸到这里来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手，敲敲这面人皮鼓，算作是对这位虔诚的献身者的响应，还会使敲鼓人在将来的天涯旅程里得到好运！”

于是，我们举起手来，开始敲这面人皮鼓。她敲，我敲，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敲。快活有趣地不知敲了多少下。人皮鼓不断发出紧绷绷的“咚咚”声，使这阴森可怖的骆驼神庙里，雄伟的祁连山间，荒凉的黑河滩上，跳荡起一串串奇妙幽远的音响，伴着我们激情的心跳，快活的嬉闹。

哦，五十年代前期新中国的青年，就是这样一见如故，毫不戒备，友情顿生！

“怪！这骆驼神庙里空无一人，就像庙外一片死寂的黑河滩一样，怎么房屋会那么完好，壁画和神像的颜色会那么鲜艳？”我又一次环顾庙景，难释疑窦。

“你没注意到庙堂内外这些断残的香烛和飞撒的余灰吗？这就是说，不断有过路的骆驼客、东西往来的商贾跋涉者，来这里小憩，祭奠，祈祷，许愿还愿，并给神像和壁画虔诚地穿金添彩呢！”她宛若一名目击者一样，判断着回答我。使我十二分地相信，她是一名思维敏捷、感觉极好的记者。

“你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还故意吓我？”我踢着庙院里的野草，好奇心还在痒痒。

“采访呀——记者嘛！”她挽着我，也踢踏着足下的小草，神采奕奕地回答。

“你胆子真大！”

“我喜欢冒险。何况……”

“什么？”

“怎么？和你一起，与你作伴，在你面前，我只能注定做个受审者吗？审问者的位置老是你占着！”

“生气了？”

“不——是不服气！”

“换个位置。你来审问我吧！”

“嘻！你肯定是个地质队员。看起来似乎还很幸运，曾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而且肯定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看，你什么都知道，审问者的位置还是我来占吧！”

“你好坏啊！”

“你抗美援朝了吗？”

“也算是吧。不过没让我们冲锋陷阵，只让我当战地文工队员，心里的劲眼睁睁没能全使上，至今还不高兴呐！”

“你刚才说‘何况’什么？”

“哎！”她瞟我一眼，莞尔一笑：“报告法官，何况我心里揣着一项蓄谋已久的使命，我觉得它既沉重又神圣，我要来。来这里寻找、了解、挖掘、认识、思考！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或不敢干预生活，干预社会风云，政治风云；不能或不敢干预古往今来的历史和每个人的命运，还当记者干吗？平庸的记者，当着没劲！”说着说着她矜持深沉起来。

骆驼神庙里愈来愈昏暗。从黑河滩上吹来的风，渐渐由强劲执著变得阵阵飘忽，并骤然有了寒意。戈壁滩上的夜幕，要降临了。我们都感到了彼此间细微的寒颤。

“今宵酒醒何处？”她在寒气下耸耸肩，意兴不减，蓦地幽默地问。

“我酒还没醒呢！”

“那好，我侃；你听！”她依旧挽着我，一同朝庙外走，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几年前在朝鲜战场，然后在北京，也许是我工作上的有利条件，常听到当年的红军战士和今天的老首长们，讲述他们昔日在河西走廊悲壮的经历；那残酷，那惨烈，那英勇，那血流成河，荒尸遍野，那挖心，割乳、砍头、活埋、强暴，那万人坑，那生生死死，是那样壮怀激烈，揪人心肺，实在教人肝肠寸断，悲愤不已！从那时起，我就有心到这里来，为这里的当年写一本书。可是，这本书，似乎不少人已经写过了。他们在抒写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如何所向披靡，翻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的辉煌史事时，仅仅用‘张国焘分裂中央，是叛徒。西路军的路线是错误的’这样轻轻一笔，就将这里几千、几万个青春和生命血写过的史实圈定了，淡化了。我觉得这不公平。都是为了中国革命，就该绝对公正，绝对实事求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几万名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而英勇献身的青年男女战士，同张国焘一人的阴谋有什么相干？！难道那些幸存的原西路军老战士老首长们，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和革命怀着无限忠诚之情的同时，对原西路军在这里的一切，对无数暴尸在这里的当年战友，也同样满怀真挚的深情之间，是矛盾的吗？”

“所以，你终于到这里来了！”

“说得对。我来，还因为在当时各路红军中，西路军里的年轻女战士是最多的，有上万人呢！她们在这里拼杀，在这里受辱；她们拼杀得最艰苦，命运也最惨！她们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女孩子的枭雄，女孩子的骄傲！”

“那男孩子呢，你就不管了吗？”

“别瞎扯呀！你现在不就是我最好的旅伴吗？”

“你来了多久了！”

“好几个月了。年初从北京出发。一路上跑。一路上扔衣服。现在只剩下单衣单衫啦。我带的旅费不多。一路上像个讨食的小乞丐。可我的直接领导挺支持我。”

“他是谁啊？”

“刘宾雁。”

“他呀，知道知道。他好像有点蛮不讲理，让人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和西安市文联的获奖作品堆里，抽走了我的一组诗，硬要为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下一个签定周年，发表在你们的《中国青年报》上……”

“真的？”她惊喜地叫起来，打断了我。

“真的。整整多半版，就发在贵报的三版上。”

“什么‘贵报’？《中国青年报》，难道不也是你的吗？”她高声强调，不容分辩也不等我回答，又热切地问：“你的组诗是什么题目？”

“《在中苏边境线上》。”

“什么署名？”

“叔平。”

“笔名儿还是真名儿？”

“笔名。我的真名叫殷仁，五O年参军时改的，为了简单。”

“那参军以前呢？”

“参军以前叫殷季子。家人和学生时代的同学，现在还全都叫我这个旧称。”

“好艰苦啊，直到现在，我才弄清了你姓甚名谁！”

“好艰苦啊，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清你姓甚名谁呢？”

她又银铃般笑起来，抬起脸，将嘴巴对准我的左耳，大声叫道：“告诉你吧，我叫易莎，自我命名，再没别的名儿啦！比你更简单干脆！嘻嘻！”

“你简单干脆地告诉我，你已经在这河西走廊里，跑了哪些地方？”

“天气恶劣的乌鞘岭上，古浪，古凉州武威，永昌，民勤，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玉门，祁连山深处和戈壁滩上。所有当年西路军，特别是女战士们被打散、被围困、被消灭、被杀害、被折磨、被凌辱的地方，我都跑了。哦，到处有累累的荒冢；到处都埋葬有西路红军在这里惨败后的白骨！到处有他们被凌辱、被残害的遗迹和传说。我跑过了张掖，又听说张掖城东门外原抗日战争时期的飞机场那儿，有两个极大极深的马家军砍杀活埋西路女红军的万人坑；西门外很远处的黑河滩上，还有成千上万红军和马家军的荒坟。是当年的老乡，将漫山遍野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的尸体，从四面八方收集掩埋在黑河滩上的。所以，我又从玉门折向祁连大山，跑回张掖。我跑得好累好累，又饿又渴。昨天傍晚还算幸运，我在祁连山深处遇上一位老猎人，就投宿在他的岩洞里。老猎人挺心疼我，让我吃了他的烤鹿肉，野驴肉，还有黄羊肉、烤熊掌。真来劲儿，三角木架下一堆火，架上吊一块野兽肉，烤熟哪块割哪块，蘸上花椒炒盐，味道好极了！今天一早，我从老猎人的岩洞里出来，翻野山越荒岭，真怕碰上力大无穷的黑猩猩、野猪、或乌斯曼的残匪什么的。幸好除了兔儿、野鸡、飞鸟等等不足挂齿的小动物之外，什么也没碰上。我走了很久很久，才走出祁连山，进入这黑河滩大戈壁。你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黑河滩上跑了好久了。我远远望见你一个人在黑河滩上转悠，瞭望，思索，就一眼断定你是个同我一样的货色。后来，我看见你踽踽走进了坟场，似乎思绪万千；继而又走向骆驼神庙，就更感兴趣了。我躲着你，掩行藏身，先跑进神庙，一躲，一试，果然挺棒！哈哈！”

说话间，我们早已走出小庙，在黑河滩大戈壁边沿并肩漫步。暮色苍茫。寒风漫袭。祁连山和黑河滩已经逐渐遁隐在凝重的暮色中，显得更加深沉，迷茫而不可测。眼前无际的坟海，也显得更加荒寂，辽远而凄凉。

“唉，死去的没有墓碑，没有姓名；幸存的历经磨难，至今还命运不佳，不尽人意呢。”她沉思般地说，语调不高，但激昂慷慨，情思奔涌。

“何以见得？”

“我详细走访了河西走廊里那些寂寥的村庄和村民，竟发现有些村庄纯粹是寡妇村，没有一个男人，生活沉重而又艰辛。当年九死一生地幸存下来，又流落在那些地方的女红军，命运更糟。她们被歧视；解放后，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更遭受了无情审查，残酷折磨。想来真叫人同情忧心，抑郁难解！”

“写吧，写你这本书吧。值得！”与其说我完全理解并重视了她的这一神圣使命，不如说她艰苦的采访和她的叙述，深深感染并激动了我，使原来对此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我茅塞顿开，并油然表示出我的支持：“我们的工作要在这里搞好久呢。你若感到此行还有采掘不够的地方或其他方面的事，就交给我，我帮你搞。”

“好！”她使劲点一下头，挽紧了我的臂膀，顷刻间又活泼如初，快活如旧。

那一天，我们不知疲倦地整整走了一夜，畅谈了一夜。从可爱幽静的张掖小城，十四支地勘队伍初来乍到就一下子同全城人民亲如一家，在钟楼周围的十字街面上，满城空巷地挂起汽灯，歌舞达旦；谈到了那生养了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悲壮的历史和历史的悲壮；谈人生，谈理想；谈地球和宇宙；谈天涯海角；谈自己与他人的往日与来日；激情无限遐想无边地谈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直到黎明时分，她挽着我，我推着自行车，边谈边走进我的宿营地马神庙时，她还因了我的地质队领导愠怒含蓄地批评我夜不归宿、批评我因此违纪而替我解释，为我争辩得面红耳赤，寸步不让，令我瞠目地显示出她那极强的自尊与尊严感。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她。

从此，我们信札电话，文稿往返，友情益笃。

如今，蓦然间，我们竟都被人捏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她被逐出首都，要被流放去离玉门关外还有数千里之遥的新疆伊犁，如此漫长的路程，她只有一张硬座票。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身上揣着一张被放逐的文牒。上车时没有人相送；到伊犁时当然也不会有人欢迎。她本来就东西不多，一个简单的行李卷，就是她全部财产。唯有几木箱经过审查后允许她携带的书籍，她舍不得，化去了她参加革命以来点点滴滴地积蓄起来，仍少得可怜的全部积攒，作了托运费。从北京上车，硬座了两天两夜，途经西安时，她又舍不得朋友，默默地下车，捏着硬座票，去那虽装饰着琉璃屋顶，却实在还很简陋的西安站房的一处小窗口签字，然后在偌大的车站广场上徘徊了很久很久，终于沿着护城河，寻寻觅觅，一步一步，从解放门到北门里，悄然叩进了我的小屋！

她的罪名，就是因为她想要写的那本书，以及关于那本书的一些言论。她成了一名必须批判，必须驱除，必须惩罚的分子！

哦，眼前的她，依然是一年多以前我初识时的她，却是那么迷惘、惆怅，那么愤懑、悲怆，那么不肯去就范却又必须去就范！

我们久久地相对无语，默默无声，唯有她信手涂鸦地写下后，就低下头，与自己的眼泪厮斗着，推给我的这首小诗，在我下意识地不断摩挲下窸窣作响。呵，“请时间还我真实，愿艳红的世界纵情颠笑。”这是她此时此刻的真实；多么压抑，多么悲切又依旧是多么美好的情怀！

窗外秋风秋雨，秋夜漫漫。在这风雨肆虐，沉重又漫长的秋夜里，我们说不清这世界到底是晴天还是阴天，道不明这生活究竟要将人驱赶至何处！